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美国近期政策调整与市场指标对大宗商品市场形成多维度扰动。特朗普减税法案的艰难通过预示未来财政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博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5月Markit制造业PMI（50.9）和服务业PMI（54.8）双双向好，特别是新订单分项指标的强劲表现，直接推动美元指数结束连跌态势实现反弹，这种货币强势格局对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形成定价压力。与此同时，OPEC+关于7月增产的市场预期持续发酵，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承压下行，这对植物油生物燃料需求端构成间接利空。
就棕榈油产业基本面而言，多重利空因素正在形成共振效应。美国环保署对小型炼油厂豁免量的扩大，实质上削弱了可再生燃料标准（RFS）的执行力度，据测算该政策调整可能削减约30-50万吨的年度油脂原料消耗量。主产国方面，东南亚棕榈树进入增产周期，MPOB数据显示前20日产量环比增幅维持在3-5%区间，而出口数据受斋月后需求疲软影响呈现环比下降趋势。按当前产消节奏推算，5月末库存或将攀升至180万吨上方，这较去年同期增幅超过15%。技术层面观察，BMD毛棕榈油期货持续处于收敛三角形态，结合美豆油因生柴政策松动引发的估值下修，以及国际原油可能延续弱势的技术形态，期价突破方向选择下行的概率正在加大。
综合评估当前市场环境，棕榈油价格面临宏观与产业的双重压制。短期来看，多空因素交织可能维持区间震荡格局，但中期维度下，随着主产国库存压力显性化及能源市场传导效应增强，价格中枢存在进一步下移风险。建议重点关注6月初的MPOB月度报告数据验证，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时点对美元指数的后续影响。
关于明朝内阁和现今英国首相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相同点：1、明朝内阁和英国内阁都是政府最高行政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 2、明朝内阁成员和英国内阁成员虽然名义上都是由君主任命的，但君主的任命仅具象征性。 明朝内阁成员实际上是由“廷推”产生，朝廷根据官员的资历确定内阁成员，皇帝虽有否决权但实际上很难使用。 英国内阁实际上议会多数党党魁负责组阁，国王拥有否决权但也很少行使。 3、明朝内阁与英国内阁，都是对君权的分权。 明朝内阁确立的票拟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皇帝权力，并且越往后，对皇帝的限制越大。 到天启、崇祯年间，皇帝不得更改首辅的票拟已成成为政府习惯。 而英国内阁也从《权利法案》开始，逐步将国王的权利缩小到今天仅仅剩下礼仪方面的。 其实，明朝内阁的发展进程若不被打断，也会发展成这样。
我国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变动过程和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07-05-20 11:53 发表于：《角落》 分类：未分类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财政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幅度。 1978—2005年，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不含债务的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加到.29亿元，按现价的可比口径计算，增长了25倍左右，年均增长15％左右。 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4—1997年，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8.8％，年均增加额超过1000亿元。 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增强，财政对国家政权建设以及经济建设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1978 —2005年，不含债务的财政支出从1122亿元增加到．28亿元，同口径比较，增长了25.2倍，年均增长15.7％。 国家财政通过资金投入和制定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家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和重要方针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再来看看我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的比重。 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2%，到1995年下降到最低点——10.7%；此后逐年上升，到2005年达到近20%的相对高峰。 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或说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的话，那么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已经基本达到了发展中国家25%的平均水平。 如果以税收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我国宏观税负从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6年的10.9%，降幅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深思。 宏观税负的降低反映了国家集中财力能力的降低及对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降低。 在我国经济转轨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还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这种降低是令人堪忧的。 从多种角度分析都可得出我国当前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 首先是财政赤字的急剧扩大。 1997~2005年我国财政占GDP的比重又开始持续增长，为我国财政带来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增加根本上离不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社会产品的丰富程度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它对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是一个根本性因素，特别对财政收入的绝对规模来说是如此。 因为财政收入来源于对社会产品的分配，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财政收入会随着社会产品总量的增长而提高。 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978-2005年，我国GDP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9.4%，比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一倍、比同期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高出两倍等，展现出世界经济“一枝独秀”的明显特征和勃勃生机。 这使得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稳步、持续和显著的提高，为我国财政收入的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2%，远远高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其它年份，但财政收入总额却只有1132.3亿元。 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底子很薄，GDP总量只有3629亿元。 而199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历史低位，仅为10.7%,但由于当年GDP总量越升到亿元，使财政收入绝对规模也达到了创记录的6242.2亿元。 到2005年我国GDP已达到．28亿元为我国财政的征收打下了坚实的后盾。 在一定时期内，在经济总量增长前提下，财政收入规模，特别是相对规模，并非总是与其保持同样的变化格局。 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为适应经济改革深化的要求而调整分配政策引起的结果。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经济利益关系的深刻变革。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将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基本上完全纳入到计划管理的框架之内。 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其创造的利润要全部上交政府的财政。 居民个人的收入则完全依靠企事业单位发放的工资，基本上没有工资以外的其它收入。 并且工资也要完全依据政府管理部门确定的既定标准领取，单位没有任何变动的余地。 在长期的高就业、低工资劳动体制下，居民的个人收入被压低到只能满足自身最低生活需要的水平，GDP的其它部分则被国家财政拿走。 196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有47%的GDP成为国家财政收入。 1978年之后，我国的经济改革率先在分配领域进行突破，分配政策的重心从高度上收开始下移。 为了增加居民的个人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且为城镇职工连续增加工资，推行奖金制度；为了促使国有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实体转轨，陆续对企业实行了企业基金制度、利润留成制度、利改税、企业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其核心就是通过减税让利，增强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并为实现政企分离创造条件。 因此，新的分配政策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在国家财政、企业和个人之间重新分割GDP的份额。 同时，由于改革中的有序性控制不够到位，分配权的分散较为混乱，制度内和制度外的收费过分膨胀，使脱离财政直接管理的预算外资金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幺我们会看到1978年到1995年前后，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缘故。 而1995年之后财政收入比重的反转，同样反映出政府分配政策的改变。 1994年，国家进行了包括财政体制、税收体制在内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 考虑到政府应该承担的不断加大的宏观调控功能，在财政收入方面必须能够与之相适应，此轮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的局面。 事实证明，这种改革的思路和成效正在逐步地加以显现出来。 我国财政的增长还离不开财政改革的不断推进。 财政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在财政体制上，突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供给型管理模式，又跨越了过渡性的财政包干制，初步建立起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在税收制度上，突破了过去受产品经济影响的过于单一的税制结构，不断拓宽税收调节领域，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新型流转税制度，同时建立和完善了所得税制度；在国有企业管理和利润分配上，突破了过去将国有企业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进行直接管理的模式，确立了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逐步理顺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在预算编制上，改革了传统的单式预算制度，初步实行了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构成的复式预算制度；在财会制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按所有制、行业和部门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的做法，实行了新的《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采用了国际通行的会计语言；在分配政策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在财源建设上，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全民所有制企业提供积累的单一型财源结构，积极拓展非国有经济以及社会、个人的财源，培植开辟来自第三产业的新兴财源；在资金筹措上，转变了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旧观念，努力拓展国内外融资渠道，充分运用国内外一切可用财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资金使用上，进一步加强了监督，讲求资金使用效益和依法理财；在宏观调控上，突破了过去不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直接控制方式，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补贴等政策工具，积极参与宏观经济调控，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与此同时，财政职能和管理方式正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重大转变，逐步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财政法制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分配都是以价值形态进行的。 无论是以流转额为征收对象的流转税，还是以所得额为征收对象的所得税，财政收入都是以货币金额结算的。 因此，作为价值货币表现的价格如果发生变化，将会直接反映到财政收入的变化上来。 这里有几种情况需要分析。 首先，物价水平的变化对流转税收入影响明显。 流转税与价格直接挂钩，随着物价的上涨，流转税的税基相应扩大，从而使名义税收增加。 其次，物价水平的变化对所得税的影响情况有些复杂。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物价的升降并不一定导致企业利润水平的同样变化。 再次，物价水平的变化也影响定额征收的税收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税收基本上是从价征收制，这对于税收与经济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具有良好的保证作用。 在经济增长水平、政府分配政策和价格水平等既定的前提下，税收制度的设计与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也对财政收入规模有较大影响。 前面的各项因素只是为财政收入准备了潜在的源泉，而现实的收入规模如何还取决于具体的征收制度和征管成效，即能否实现应收尽收，最大限度地减少收入的流失，并做到保护财源，创造财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财政体制改革进行的同时，我国税收征管工作进行了大力改进，其成效十分显著。 在每年连续增收的1000多亿税金当中，直接来自于加强税收征管效果的部分占有较高的比重。 如1999年，通过打击走私，关税收入猛增800多亿，占当年税收增量的50%以上；2001年强化税收征管增加的收入近700亿，约占全年税收增量的26%。 应该注意的是，随着税收征管制度的规范化和征管技术条件的不断成熟，税收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影响的弹性将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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